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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丨李宝平:“黑石”沉船所见唐代国际贸易与艺文交流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09日 17:27    作者:    点击:[]

2020年11月29日晚,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长风论坛(鳌山033期)之“‘黑石’沉船所见唐代国际贸易与艺文交流”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院名誉研究员李宝平老师担任主讲嘉宾,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全玉老师主持。

在讲座开始,李老师对“黑石”号沉船的背景、出土货物,唐代的工艺科技实力和国际贸易等相关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讲座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黑石”号背景简述。李老师介绍了“黑石”号船体性质、航线、年代、出水时间、货物数量等。“黑石”号是来自中东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船,满载瓷器等中国产品返航时沉于爪哇海。其航线与贸易模式有两种可能:其一,从波斯湾(可能是伊朗希拉夫港,唐名尸罗夫)远到广州或扬州的直接贸易(途中可能停靠某些港口);其二,从波斯湾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中转贸易(当时室利佛逝为贸易强国)。“黑石”号的年代比较清晰,货物中有一件长沙窑瓷碗,外壁在入窑烧造前刻有唐敬宗纪年“□□□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为公元826年。结合考虑多重线索如其他陶瓷的年代风格、历史背景考察等,可知“黑石”号沉没于826年之后数年。

“黑石”号发现于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沉船附近有黑色大礁岩,有人认为该船是碰撞这块礁岩而沉没,故定名为“黑石”沉船。经印尼政府批准,沉船遗址由德国公司“海底探索”(Seabed Explorations)主持,于当年及次年进行了两季发掘打捞。出水器物约6万件,材质多样,绝大多数是陶瓷,主要是5万多件长沙窑瓷碗。另有许多器物未能打捞出水,渔民盗捞等流散的也不少。估计损折率约为20%,据此推算黑石号原载货物约7万件,约25吨。这批出水文物大部分转移到新西兰保存,并进行脱盐等文物保护处理。之后出水文物小部分分给印尼政府,约7500件。在邱德拔遗产基金慷慨捐助下,其余的成批于2005年为新加坡政府所得,共53227件。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专设邱德拔展厅,于2015年开始长年展出黑石号文物,目前少量临时借展于上海博物馆。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2017年也征集到了162件(套)黑石号出水陶瓷。阿曼政府资助,以其首都命名的黑石号复原船“马斯喀特之宝”,2010年从阿曼经5个月航行到达新加坡,赠与新加坡政府。

“黑石”号沉船为阿拉伯传统缝合船,完全用绳索缝合船壳板,不用任何铁钉、木榫等。建船用木材是非洲所产如桃花心木(Afzelia africana)、缅茄(Afzelia bipindensis)等,船应该是在中东建造的。缝合船体用的绳索和防水用的填料,状况很差难以科技检测,推测可能是东南亚树种材料制成,由此推测“黑石”号可能曾在印尼大修,重新缝合。对这种缝合船来说,远航途中这样的重缝既有需要,也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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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黑石”承载的重要器物介绍与几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首先,李老师展示了许多珍贵的货品。金器中较受关注的有一件胡人伎乐纹八棱金杯,一对双雁纹四曲长杯等,另有两公斤多金箔。此外,“黑石”号还发现陶瓷模仿贵金属制造的实例。出水银器有各式鎏金银盒,提梁鎏金银壶,四曲花口鎏金银碗等,以及18枚中国银铤。出水中国铜镜28枚,主要属唐代不同时期,其中两枚分别为汉代和六朝风格。另有1枚苏门答腊铜镜。铜镜中最受关注的是多处文献记载的扬子江心镜,为首次发现实物。镜背铸有铭文“唐乾元元年戊戍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公元75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引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有关记载,提出“黑石”号上铜镜是否有曾用于奉祭海神,值得思考。黑石号也载有大量铅锭,是压舱物兼货品,全部重量估约10吨。打捞出水数十枚,海底还留有2000多枚。

其次,李老师介绍了“黑石”号沉船的主要船货—长沙窑瓷碗。九世纪时,长沙窑陶瓷行销全世界,如伊朗港口希拉夫和日本冲绳墓葬等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与黑石号极为相似。“黑石”号中有几件长沙窑瓷碗装饰有特殊铭款,如产地和作坊落款“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长沙窑窑址至今仍有地名石渚湖);唐诗如“孤雁南天遠,寒風切切驚。妾思江外客,早晚到邊停”;国内通常功用如“荼盏子”等。“黑石”号的长沙窑瓷器中有一些无疑是专为中东市场生产的,如带阿拉伯文者。但这些特别的中文铭文提示,船货的大部分可能并非严格意义的定制专供外销。

再次,李老师介绍了“黑石”号极为重要的三件完整唐青花瓷盘。“黑石”号的唐青花是巩义窑产品,在窑址、扬州港和中东都有少量类似发现。此类唐青花的蓝色花纹到底是绘制在釉层之上还是之下,目前有不同看法,李老师倾向可能是绘于釉上。其工序可能是生坯上施釉后,在釉上用钴蓝彩绘,入窑一次高温烧成,蓝色彩绘和釉融熔在一起,可称为釉中彩。就青花瓷技术本身而言,这是可能的,和当时中国总体的陶瓷工艺状况也相符。与元朝先绘彩再施釉、成熟典型的釉下彩青花瓷相比,画在釉上的蓝彩,在烧成温度偏高时,彩绘容易散漫,不甚清晰,现今所见唐青花确实不少有此感觉,可能是创烧阶段的非典型青花。他强调此种推测当然必须通过科技检测证实或证反。

“黑石”号的三件唐青花以及白地绿彩器物,多见四角外带花叶的菱形装饰主题。类似花纹在国内陶瓷等器物上较为少见,中东陶器等装饰则有发现,有可能是为中东市场生产的。但这种纹饰在黑石号不同器物之间细节差异大,有一定的随意性,远非规范统一,“黑石”号的5万多件长沙窑瓷碗上也未见类似的花纹,说明“黑石”号货物的菱形花叶纹装饰,不是严格意义的定制。“黑石”号也发现了巩县窑白瓷,陆羽《茶经》(约780年)中最重要的两类瓷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以及广东梅县水车窑青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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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李老师介绍了特殊且产地争议较大的白地绿彩或单色绿釉瓷器,包括两件外底烧造前刻“进奉”或“盈”(百宝大盈库)字款者。认为其与唐宫廷存在某种关联,或许是唐王朝对胡商进贡的回赐。李老师特别介绍了之前对“黑石”号8片白地绿彩器及巩县、邢窑和耀州窑相关瓷片胎体化学成分比较和探源的结果。他认为所测试的8片样品,结合田野资料看,几乎可以肯定是巩县窑生产的。但李老师在当时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只有有条件对“黑石”号近200件白地绿彩及这三个窑址迄今所发现的瓷片,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先基于外观观察,根据胎体、装饰、代表作坊等不同,进行考古分组,从每组选择更多数量的瓷片进行科技测试比较,方可算相对完整理想的全面系统研究。对每个窑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其他相关窑场的密集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基于此的全面系统取样,仍然是科技考古有效开展的基石。只有立足传统田野考古,有机结合化学比较探源,才能对“黑石”号沉船及其他国内外遗址发现白地绿彩器的具体产地,得出全面的认识(李宝平、Nigel Wood、陈玉秀,Chemical fingerprinting: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green-splashed white ware,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新加坡文物局、新加坡旅游局出版,Regina Krahl等编,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2010)。李老师还提及了秦大树教授最近在上海博物馆学术会议的报告“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滥觞—从唐三彩到白釉绿彩”:从伊朗尼沙布尔遗址及最近越南巴地市的沉船等发现看,巩义窑确实是生产和出口白地绿彩瓷的重要窑场。

结合近年田野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献研究等,“黑石”号白地绿彩和单色绿釉瓷产地,李老师认为可能有巩县、邢窑,及新报道的山西泽州潞州窑场,仍有待辨明敲定。此外,“黑石”号也体现出了国际性:发现了源自东南亚的磨盘磨棒、坚果、称杆和权等,说明当时船上可能有东南亚水手。

其五,重点讨论“黑石”号所出陶瓷储物罐。李老师认为这类陶瓷器虽然粗糙,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外销货物的生产、销售和传播的网络十分重要,但是在国内关注还不多,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国外如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都发现了与之相似的陶瓷罐。“黑石”号出水的“广东”陶瓷罐类,经打捞方粗略统计,将大中小型陶瓷罐分为四大类。李老师对这些储物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从多种角度加以检视,例如探讨了船上的这些陶瓷罐是否只是其他船货的外包装,还是本身也是外销商品?并从陶瓷罐等所见装船方式,探索了“黑石”号直航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可能性。船上少量的中东制品,如孔雀蓝釉双耳壶,中东海运容器“鱼雷罐”等,与中东海商在中国瓷器早期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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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李老师对讲座内容做出总结。其一,“黑石”号瓷器,许多确实是面向中东生产的,但难说是严格意义的定制。其二,“黑石”号的大型瓷罐,是专门作为货品外包装生产的,和后来专为东南亚日用而生产出口的陶瓷罐不同;“黑石”号中小型罐的生产属性可能类似大型罐。其三,还不能排除“黑石”号的中国货是通过室利佛逝的中转贸易获得,但更可能的是中东远航广州(或扬州)的直接贸易。其四,巩县窑白地绿彩器,是经窑址调查发掘半世纪后才有所发现报道,未发现不一定等于没有,世界复杂程度常常超过我们所能理解和归纳,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其五,尽管“黑石”号因不是专业考古发掘,有信息缺失较为遗憾,但学者们协作多方努力,仍能逐步澄清不少问题。“黑石”号资料整理者陈玉秀女史(时海德堡大学博士生、现台北故宫策展人)当年极力建议打捞方将出水文物成批出售给博物馆,而非只求图利分散拍卖,李老师感谢她们保证了资料的相对完整。

李老师介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最近的研究,说明中国瓷器早期的大规模外销中,陆地丝绸之路也极重要。对“黑石”号及丝路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空间很大,将是几代考古人的使命。“黑石”号及丝绸之路体现了唐朝的工艺科技实力,以及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影响力,展示了一个自信从容开放繁荣的伟大时代,也说明了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的重要性。

讲座的最后,李老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悉心的解答。王全玉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和致谢。本次讲座采取线上形式,吸引了近200名山东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及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单位的同仁参加。(文/龙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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